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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年10月09日 14:04   来源:中华读书报   

  这句平常之语,是刘世南先生著作《在学术殿堂外》(中国文史出版社,2003年初版;九州出版社,2018年新版)一书所收文章中一篇的篇名。另外的六篇包括《勿以学术殉利禄》《刊谬难穷时有作》《平生风义兼师友》《我自当仁不让师》《怎样培养中国古典文学的研究人材》《不能再轻视基础培养了!——谈当代人文社会科学学术研究的一个关键问题》。书中所述,按郭丹先生序言中所说,主要是三部分:一是根据先生自己几十年的治学体会谈如何打好基础;二是多年学术研究、古籍整理匡谬正俗的文章;三是师友交往录。薄薄一册述学之作,深蕴着作者一生读书治学的深切体会。贯穿于其中的一个主要思想,即是读书要打好基础与根柢,这一“老生常谈”在今天读来发人深思。

  作者只读完高一即因家贫而辍学,但自幼在父亲指导下读过十二年古书。像那个时代的多数读书人一样,先生启蒙从传统的“小学”入手。《小学集注》(朱熹撰)、“四书”以及《诗经》《书经》《左传》《纲鉴总论》等全部背诵。而后终生对学问念兹在兹,无一日嬉戏废书。即使长期在底层从事中学语文教学的非常岁月,依然是无视窗外风雨,手不释卷,仿照古例,刚日读子,柔日读英文,博览群书。成为大学教师后,即使除夕下午,还在图书馆看书。“忆昔每岁除,书城犹弄翰。万家庆团圞,独坐一笑粲。”至今依然孜孜不倦,主持着《豫章丛书》之审定工作。先生之古典文学研究近于通史式,而对清诗尤有专攻。“心劳十四载,书成瘁笔砚”,终成《清诗流派史》(有台湾文津与大陆人民文学版)一书,为学界众所推重。

  海外华裔学者杨联陞生前写过很多纠谬文字,海外学人谓其watch?ingdog,视为畏友。“我自当仁不让师”,作为视学术为天下公器而不能已于言的纯正学人,世南先生于匡谬正俗文字,可谓终生践行,乐此不疲,如其诗所言是“刊谬难穷时有作”。上世纪七八十年代,先生即著文对郭沫若《李白与杜甫》一书进行批评。对毛泽东《给陈毅同志谈诗的一封信》中“宋人多不懂诗是要用形象思维的”一说提出质疑。这种不趋流俗而敢于质疑的做法,在学界引发强烈反响。至于文字指瑕,从书中所举例看,涉及的对象中知名学者及著述即有朱星《金瓶梅的作者究竟是谁》、吴世昌《词林新话》、周振甫《严复诗文选》、王水照《苏轼诗集》、《邓广铭治史丛稿》、葛兆光《从宋诗到白话诗》、黄维樑《中国诗学纵横谈》、赵俪生《学海暮骋》、章培恒与骆玉明《中国文学史》、季镇淮《来之文录续编》、候外庐《中国早期启蒙思想史》、汤志钧《近代经学与政治》等。这些摘谬文章,固然体现出作者“当仁不让于师”的学术勇气,更反映出作者学殖之深厚。

  先生的切身体会是,包括注释在内的治学,不是仅依靠工具书就能做好的,关键在于读书;电脑也不能代替博闻强识,倒是在博闻强识的基础上利用电脑才可以事半功倍。一言以蔽之,治学必须根底深厚扎实。国学大师黄侃有“八部书外皆狗屁”之说,他对《说文》《尔雅》《周礼》《文心雕龙》《广韵》《诗经》《汉书》《文选》最为精熟。世南先生对此旁批:“黄君用清儒之法治学,故其次第如此。今日治文学者,《诗》《左》《史》《汉》《选》《龙》为根柢,再博涉历代诗文,斯可矣。而新文学及外国文学尚须旁求。”他平日爱读古人与时贤的年谱与传记,特别留意其读书方法,由此形成自己铁定的原则,一是强调打下扎实基础。研究古典文学,尤其是校注古籍的,一定要对经史子集有个全面了解,要直接阅读原著。二是对主要经书如“四书”、《书》、《左传》、子书如《老子》和《庄子》内篇、集部如《文选》《古文苑》等,必须熟读成诵。疱丁解牛“以神遇而不以目视”,达到了“道”的境界。在先生看来治学所以要重背诵,道理与此相同。“背诵,不但能使你熟悉文本,而且能激发出你的灵感,你会联想到很多看似无关其实有用的知识。要知道,学术本来是一个天然精巧的有机总体,你彻底地熟悉了它的主要部分,其他部分自会被你搜索、钩连起来。邢邵说:‘读书百遍,其义自见。’背诵才会熟。”学界一度有鼓吹小学生读四书五经之风,先生对此明确表示反对,但他认为,“大学文科生,尤其是从事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而又涉及国学的,却必须补上基础培养这一课”。他赞同冯天瑜所持大学生“对文化元典熟读成诵,再辅之以现代知识和科学思维训练”的做法。当前复旦大学等高校中文系提出精读元典,可谓切中时弊,与先生所论相合。对当下古籍整理硬伤累累的情形,先生忧心如焚,究其原因,他认为即是基本功不够之故。他将古典文学研究人才的培养分为七个步骤:精读打根柢的书;博览群书;确定主题,力求搜齐资料;观点由资料中提炼出来;著作必古所未有,后不可无;要学会写古文、骈文、旧诗词;不受名利诱惑。在学风浮躁的今天,先生之言初听或有“老八股”之迂,但在他是“心所谓危,不敢不告”。

  强调读书治学的基本功,并不意味着先生的迂执守旧。让人惊讶的是,先生以“小学”为根柢,且年过八十,但并不囿限株守于古典一门。从其学术自述中,可以看出其对各种新方法的涉猎与吸取。其阅读范围之广,今天的年青学人也当叹服。2002年新出有宋云彬日记《红尘冷眼》,刘先生即注意到宋指某名家学者“文章全部不通,真所谓不知所云。然亦浪得大名,俨然学者”的评价,并将引入其指瑕文章中。自述中提及的其他人文社科新书,举凡有王元化《九十年代反思录》、吴江《文史杂记》等。平日所读刊物则有《随笔》《文学自由谈》《博览群书》《战略与管理》《学术界》等。先生明言,知古是为了知今。其思想与文字充满激情,与先生时时警惕坠入“知古而不知今,谓之陆沉”这种泥古不化之学术自觉大有关系。

  “学之兴衰,关乎师友。”先生治学的另一经验,即是转益多师,多向大师请教问学。他蛰居僻地,但通过广泛交游,与马一浮、杨树达、王泗原、马叙伦、庞石帚、钱锺书、吕叔湘、朱东润、屈守元、白敦仁等大师,或书信来往,或当面请益。“平生风义兼师友”,此种乐趣,可谓难以形诸笔墨,从中可以看到一幅共同切磋交流的治学图景。

  笔者一向喜欢读《在学术殿堂外》这样的述学文章。细想其缘由,大概与自己在学术殿堂外“东张西望”的编辑身份有关。指谬文章,尽管非我等学殖所能完全理解,但对日日与文字为雠的编辑工作来说,不失为一剂提高编校水平的针石良药,可以从中获致语言文字方面的诸多知识,也使自己在编校时对下笔常怀敬畏戒惕之心。至于知人论世、内容丰富的师友交往录,更是有助于编辑略窥学术门径,掌握“学界地图”。静夜翻书,真希望老一代学人能多多写作此类文章,以嘉惠后学。


(责任编辑 :石兰)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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